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媒体将2008称之为“行政问责年”，而真正在全国刮起问责风暴的是在9月。就在今年的9月，从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到三鹿奶粉事件，再到深圳龙岗区大火和登封市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公共事故集中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恶劣影响，因此导致了近20名高官因重大事故引咎辞职或遭免职问责。例如：

——因为“9·8”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从省长、副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到相关县乡级官员，陆续都被问责，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长职务，山西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鉴于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同志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免去吴显国同志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冀纯堂也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国家质检总局则因监管缺失，负有领导责任，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职务。

——因为河南登封市新丰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登封市长职务，登封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

——深圳市委市政府对造成43人死亡的“9·20”特大火灾责任人做出处理，提名免去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副区长职务。

……

这一系列权力问责事件，如此密集，如此高效，如此大力度，在中国政坛上的确罕见，可见中央整肃官场的决心之大、铁腕之硬，这给执掌权力的官员们带来的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强烈震撼。

任何权力总是与一定的责任密切联系的，掌握权力同时承担着责任，权力越大则责任越大，两都成正比关系。因此，权力必须问责。如果权力不问责，或者问责不严或不到位，那么势必造成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甚至严重违法乱纪，这也正是导致官场腐败的重要的直接的原因。长期以来，正是由于权力问责制度不够完善，力度不够到位，许多不作为、乱作为甚至严重违法乱纪的官员，即使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也可以依然高枕无忧，乌纱帽照样戴着，或者东方不亮西方亮而异地继续当官，甚至平步青云步步高升。这就造成了干好干不好一个样、甚至干不好的却有更多的升迁机会这种中国官场特有的大锅饭现象。问责治政，就是按照职权范围追究责任，谁不作为、谁干不好或谁乱作为因而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害，就相应地从严追究谁的责任，就摘谁的乌纱帽，甚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实施问责治政制，势必打破了官场大锅饭，导致官员们时刻处于风口浪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不敢不作为，不敢干不好，更不敢乱作为。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遏制官场的腐败之风。

权力问责，所体现的无疑是执政为民的理念，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强有力杠杆。不过，实施问责治政，需要制度化、常规化。只有建立完善的问责制度，才能促使问责治政达到应有的实效。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赃款装满了十九个密码箱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上海社保基金案关系结构图

8月25日，最高立法机关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拟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并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有关专家表示，这意味中国有关方面正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为《纲要》）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还比较严峻。究其原因，“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从实际情况来看，导致我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应包括惩治腐败的手段不够严厉，也就是说官员实施腐败行为的风险过低了，成本过低了，因而现有的惩治手段不能对腐败行为产生强大的威慑力，以至于难以达到应有的以儆效尤的效应。

从近年来媒体公布的众多高官腐败案例来看。譬如，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涉案金额高达158.56亿元，仅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张荣坤五罪并罚，涉案金额高达13亿余元，仅判处有期徒刑19年；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涉案金额达4000多万元，仅被判处无期徒刑；广东省南海市原副市长梁福钊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涉案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仅判处有期徒刑15年；山西大典公司原经理、山西省技术进出口公司原经理宋建平，数罪并罚，涉案金额高达4亿多元，仅判处无期徒刑；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被法院认定“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涉案金额高达239万余元，犯滥用职权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数罪并罚，却仅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再从最近媒体曝光的官员腐败案例来看。譬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南方航空委托理财巨额亏空一案作出一审宣判，其中南方航空集团总公司原财务部长陈利明受贿数额高达5366万余元，贪污公款高达1234万余元，挪用公款高达12亿元，仍可保住性命，而仅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非法收受、索取110个单位与个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368万元、港币439万元、美元7万元等，家里贿款现金装满了19箱之多，日前一审只是被判了死缓，仍可保住性命；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作出终审裁定，认定宁夏女巨贪祖瑞在担任宁夏信发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期间，贪污公款408万余元，隐瞒信发公司的经营收入偷税934万余元，共计涉案违法所得合计高达1343.2万余元，也只是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原广州商业银行天河支行行长叶志涉嫌受贿1000余万元，其律师在法庭辩论中表示，叶志的行为虽触犯了法律，属于犯罪行为，但以叶志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由还不应以受贿罪论处。

从上述大案要案中可以看出，这些腐败官员放肆地以权谋私，为了中饱私囊而不惜严重侵害或牺牲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血汗，涉案经济数额如此之巨大，几乎都是天文数字，可谓有恃无恐，胆大包天。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却似乎“格外开恩”，他们几乎都能以“悔罪表现好”等为由，从而得到“酌情从轻处罚”。此外，他们在刑期执行期间，还必将动用各种关系、借用各种理由，得到减刑的“优待”，那么他们的腐败成本就自然显得更低了。腐败行为这种过低的风险和成本，势必客观上助长了官员们敢于实施腐败行为的侥幸心理。这难道不正是官场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吗？

酷典重刑，从严治腐，通过制定严厉的法律制度从严从重惩治腐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反腐策略。众所周知，叛国罪是一种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均被世界各国视为一种最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普京在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就高举着反腐大旗，提出要“像对待叛国罪那样惩治腐败”，彰显了他以铁腕政策严厉惩治腐败的强硬态度。他明确地警示全体官员，“要么经商赚钱，要么靠工资生活”，金钱必须与权力分家，绝不容许官员们既赚国家的工资，又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权力谋取私利。

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纲要》还指出，要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最高立法机关修改刑法以加大反腐败力度，正是中央关于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的体现，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的。

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无疑雄辩地证明着，只有运用酷典重刑这种法制的铁腕手腕以严惩治腐败，最大限度地增加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的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的风险，也就是必须让那些敢于腐败者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承担最为严重程度的腐败后果，包括声名狼藉，倾家荡产，直至无情地剥夺生命等，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也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以儆效尤，更为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但愿立法机关这次在修改刑法时，能在更大程度上彰显重刑治腐。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姚明怒吼记者泄不满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李亚鹏不满记者拍摄其幼女李嫣的照片而出手

姚明怒吼了！姚明是在对着众多记者怒吼的。据媒体报道，18日负于希腊队使中国男篮暂时失去了突破历史最好成绩的机会，该队核心姚明显然对自己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颇为不满。赛后在混合区里，姚明遭遇一波又一波记者的围追堵截，记者们频频提出的关于比赛失利、个人发挥、刘翔退赛等问题让他应接不暇。在混合区临近尽头处，后面赶上来的一位名收斯潘诺里斯的甚至恶作剧地用力地拍了一下姚明的臀部然后跑开了，而几名记者依然在对姚明追问不舍。此时的姚明终于发怒了，用高分贝的嗓音大吼一声：“让我静一静！”

由此忽然想及李亚鹏。同样是面对记者，姚明怒吼了，而李亚鹏则出拳了。7月23日，李亚鹏一家出席刘嘉玲和梁朝伟的不丹婚礼后举家飞往曼谷，其间他因不满记者穷追狂拍幼女李嫣，先是发生争执，然后争执升级了，发火连打了三名记者，以至于惊动了当地警方。在被带回警局问话之后，李亚鹏更对前来采访打人事件的记者扬言，他决不会放弃保护女儿的权利，“我不仅这一次要打，以后见一次打一次” 。

明星人物与媒体记者之间，可谓利害攸关，处于相互依赖、相互需求、相互利用的关系。明星人物离不开媒体，正是由于媒体的推介、宣扬、热捧或炒作，才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明星人物，才使明星的光环有可能越来越大；媒体也是不能脱离明星人物的，正是由于不断地推介、宣扬、热捧或炒作明星人物，才能不断地提升媒体自身在公众中的关注度和知名度，并由此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社会效应。其实，媒体对于明星人物来说还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将还不是明星的热捧为炙热的明星，也可以使得任何一位明星瞬间声名狼藉甚至臭名远播。因此，一般情况下明星与媒体都是友好互动的，而且相比较而言，明星对媒体记者先生们都是礼让三分、不敢得罪的，除非万不得已或忍无可忍，这是因为媒体们掌握着对明星们的“捧杀大权”。但是，面对众多记者，姚明怒吼了，而李亚鹏甚至出拳了。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偶象，似乎过于“失态”了，怎么可以惹怒对他们来说直接影响“星途”的记者先生们呢？

姚明的确却因忍无可忍而怒吼了，李亚鹏的确却因忍无可忍而出拳了。作为明星人物，不好好说话而高分贝怒吼，甚至违背了“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原则，似乎行为上表现得太不文明了。记者们出职业需要，为了挖掘新闻追访或追拍采访对象，似乎是无可厚非的。这样看来应遭受谴责的应该是姚明李亚鹏他们了。不过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就是过于简单化了。其实，在姚明怒吼和李亚鹏出拳事件中，真正值得引为自省的并不是姚明和李亚鹏，而遭受怒吼和出拳的记者先生们。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许多娱乐记者(香港称为狗仔队)，一味为了挖掘新闻，只求以低俗曝光、揭秘他人隐私为乐，迎合一些低级趣味读者的需求，完全不顾及采访对象的心情或情感，采取蹲点守侯、追踪、扮演成“间谍”、偷拍、甚至乱编胡造等方式，不惜严重侵犯他人隐私。这些做法无疑都是违背道德的，同时也是违反法律的。当姚明经历一番赛场苦战之后，早已精疲力竭，同时忍受着失利的痛苦，而记者们则完全不顾姚明此刻感受，只是一味地穷追不舍，试图强行采访，甚至对他作出毫无礼貌的举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姚明忍无可忍了，便怒吼了；李亚鹏的孩子刚做了兔唇手术，父母有权保护孩子的隐私也是家庭的隐私不予暴露，“狗仔”们不仅不征得李亚鹏夫妇的同意，还将镜头靠近李的孩子脸部狂拍不已，几经极力劝阻无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李亚鹏忍无可忍了，便出拳了。

不错，明星属于公众人物，肩负着率先垂范的社会作用，应该在各种场合做好表率，更加洁身自好，做到遵纪守法、爱国爱民，遵守职业道德，树立榜样。姚明怒吼的确是一种“失态”，李亚鹏出拳的确是一种“无礼”，这无疑是舆论值得批评的。但是，那些“狗仔”们有没有想到，首先“失态”或“无礼”的则是他们自己，或者说正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失态”或“无礼”，譬如违背了起码的职业道德，结果造成了姚明李亚鹏们的的“失态”和“无礼”。这样，真正值得反思或自省的难道不正是这些“狗仔”们吗？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你们老百姓有多“福”啊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广东深圳市检察院检察官在举报中心接待举报人

中国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的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而不是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发现。专家们将此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日前最高检孙立泉副厅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举报内容的永恒主题是官员腐败。根据我们在典型地区的调查统计，近年检察机关查办的腐败案件(职务犯罪)线索70%是由群众举报的。” 这位干了24年举报工作的副厅长甚至认为，“严格地讲，腐败案件100%都是群众举报的”，这是因为即使是纪委移送的案件、侦查机关自己深挖的案件，其实追根溯源，也是源于群众举报。另据广州市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所发布的数据称，每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八成是靠群众举报的。

这种情况表明，群众举报在反腐败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已经成为了反腐败主渠道。不过，这种“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既是值得可喜的现象，因为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将反腐败斗争建立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既然腐败分子都是由群众举报才发现的，那么是否可以证明我们的权力机关只能惩治腐败而不能发现自身的腐败？我们权力监督机关却难以发现腐败甚至无法发现腐败，是不是都在“渎职”了？一个国家的权力机关如果都在等着群众上门来举报腐败之后，才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来惩治腐败，这样的反腐斗争有可能彻底吗？。

众所周知，一切腐败都是权力的腐败，而防止腐败、清除腐败只能通过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群众举报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社会监督方式，实际上在反腐败工作中也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即以群众举报的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意味着在处于支配权力的官员和处于服从权力的群众之间在进行着一种力量悬殊的政治较量。这种力量悬殊的政治较量，必然导致群众举报这种反腐败方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也就势必决定了反腐败斗争是不能仅仅依赖群众举报这一方式的，也就是说仅依赖群众举报是不可能彻底反腐败的。

权力即政治权力，既是一种政治工具，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即支配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权力这种属性决定了任何权力都具有权威性、支配性、强制性和扩张性，那么掌握了权力就意味着掌握着社会的强制支配力量，就意味着在社会价值和利益分配中也就处于优势地位，就存在着滥用权力而实施腐败的可能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处于当家作主的地位，拥有对当权者实施监督的权利，这是从整体上来说的；但是从群众的个体上来说，任何群众同时又是权力的服从者、被控制者。这样，执掌权力的腐败者与举报腐败的群众个体在客观上就只能分别处于强势地位和弱势地位，那么处于弱势的举报群众在与处于强势的腐败官员进行较量时，势必是势单力薄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往往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尽管宪法第四十一条明文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但是由于对举报人尚缺乏有力的保护措施以及“官官相护”等因素的作用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恶性事件就屡屡发生，势必极大地伤害了公众举报腐败的积极性。据记者从最高检获悉，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的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许多报复案件还是触目惊心的，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可谓屡见不鲜。譬如，李国福曾多次到北京举报安徽颍泉原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花巨资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而被捕入狱，2008年3月13日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竟神秘死亡；邓镪保曾是湖南平江县房产局局长唐法安受贿案的证人，唐法安出狱后伙同他人在闹市区当着数百名围观群众威逼邓镪保下跪并将其暴打一顿，还逼迫他签下1.2万元的“欠条”和承认自己在法庭上作伪证的“证明”；李文娟向国家有关部门实名举报辽宁鞍山市国税局违法，从此命运遭遇到一系列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变化，先是被刑事拘留，后又转为劳动教养一年；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落马后，举报人郭光允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吕净一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后，先是被免职，接着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后又遭行刺造成重伤，妻子竟被刺身亡……

政治权力的特性以及举报屡受报复打击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群众举报这种反腐形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在现实生活中，凡举报的群众当然是非常需要勇气的，而这种勇气也只能来源于高度的忧国忧民的政治觉悟或者自身权益遭受腐败权力的严重损害时的极大愤慨，那么参与举报腐败的群众也就只能是极少数，一般的绝大多数的群众则即使发现了腐败现象也往往由于不敢冒险或认为不必要冒险是不会举报的。试问，历史上能有多少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多少“皇帝”是能被平头百姓拉得下马的？

此外，由于执掌权力者无疑具有支配政治资源的特权，腐败官员就往往凭借手中的权力垄断着政治信息资源，一般的群众则往往成了“局外人”，对于政治权力的运行状况往往是不大清楚的，如同雾里看花，甚至是完全不知情的，加上权力者的腐败行为总是处心积虑的，极其隐蔽的，这样一般人就极其难以发现了。那么群众所举报的腐败官员也就只能是整个官场腐败行为的冰山一角了。如果将群众举报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主渠道，那就只能说明这种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实在太微乎其微了。

中国社科院博士后郭华在谈到关于群众举报这种腐败发现模式时认为，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线索来源于举报是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在权力制衡方面存在差异，国外发现腐败的主体一般是监督者、制衡者，就是有权机关。如果这些机关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腐败问题，那就是一种渎职。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官员的权力很大，又缺少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加上官员普遍对上负责的机制，因此腐败不易被有权机关发现。那么腐败分子也就只能由群众的雪亮眼睛来发现了。

可见，群众举报不应成为反腐败的主渠道，也就是说反腐败斗争不能依赖群众举报。要卓有成效地惩治和预防腐败，就只能按照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总结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时所指出的，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也只有建立和完善以权力监督权力、以制度制约权力的反腐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刘翔在北京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第一轮比赛中因伤退出比赛

8月18日在鸟巢进行的奥运会110米栏小组预赛因刘翔参加而举世瞩目，却也因刘翔伤势复发退出比赛而举世震惊。于是，惋惜乎、遗憾乎、痛苦乎、费解乎、疑惑乎，舆论一片哗然。刘翔于当日晚上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对关心和支持他的人们表示了歉意。他难过地说：“我觉得太多人为我操心，为我操劳，有这么多人来关心我，来支持我。我感觉非常抱歉……”

其实刘翔不必为退赛致歉，因为参与奥运即英雄。在奥运赛场上，是不能以胜败论英雄的。不论是否夺了冠，也不论是否获得了奖牌，凡是努力追求过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凡是努力弘扬了团结、和平、友谊的奥林匹克宗旨，也就是为奥林匹克事业作出了奉献，都是扪心无愧的，都是值得社会敬仰的。刘翔为了能在北京奥运上获取良好成绩，为祖国争光，赛前坚持不懈地刻苦训练，坚持不懈地与伤痛作斗争，而且带着伤痛来到赛场上试图拼力一搏，以作最后的努力，但终因脚伤而无法完成比赛这一客观原因，无奈地选择了退赛这一方式。金牌固然重要，但伤病毕竟是客观的，身体毕竟更为重要，况且对刘翔来说，驰骋赛场建功立勋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样，刘翔只需向广大公众作出关于退赛原因的解释说明就可以了，致歉也就不必了。这是因为，刘翔已经努力过了，扪心无愧了。

其实刘翔不必为退赛致歉，因为因伤退赛平常事。众所周知，体育竞技特别是属于最高水平的奥赛运动，是一种极限运动，运动员带伤训练或带伤参赛是相当普遍的，奥运明星由于伤病问题退出比赛的案例其实并不在少数。正如中国田径中心主任罗超毅对记者所说的，在奥运会这样高强度的比赛中，类似的伤痛情况时有发生，各位运动员时刻都有如履薄冰之感。因此因伤退赛也就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就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许多知名运动员因伤病无奈地告别奥运赛场，也留下了无尽遗憾。譬如，雅典奥运会女子1万米冠军邢慧娜，澳大利亚竞走世界冠军迪克斯，法国网球名将玛丽·皮尔斯，欧洲女子百米栏王、瑞典跨栏名将苏珊娜卡鲁尔，雅典奥运会男子体操全能冠军保罗·哈姆，2008年环法自行车赛亚军、澳大利亚名将卡·埃文斯，瑞典队中头号球星和主力射手永贝里，前世界排名第三的网球名将伊万·柳比西奇，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马拉松金牌得主、日本名将野口瑞希等众多体育明星，都是由于伤病而不能参加北京奥运会。就是与刘翔同为110米栏参加预赛的美国名将特拉梅尔同样因为伤病在起跑后不久便遗憾地退出了比赛。这些人都没有为退赛致歉，为什么唯独刘翔要致歉？纵观体育运动史，运动员因伤退赛既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又的确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刘翔因伤退赛本身也应该属于寻常之事，之所以导致社会如此之关注，也许只是我们这个社会过于看重了刘翔的夺冠之举了吧，似乎刘翔一定要参赛，一定要得冠军，除此没有其他选择。其实这种思维，不论对刘翔本人，还是对广大“翔迷”们自己都是不公平的。

伤病毕竟是无法由运动员自身主观来主宰的。刘翔作为夺冠呼声很高的明星运动员，作为大众的偶象明星，肩负着国人们太多的希冀、太重的厚望，的确本应不负众望而折桂夺冠，当然结果可以皆大欢喜，但他终因伤病退出比赛，这毕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甚至是一种遗憾终生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我们除了惋惜或遗憾，所要做的就如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得知刘翔因伤退赛消息后给刘翔的慰问电中所说的，对刘翔因伤病退出比赛要表示充分理解，同时祝愿他放下包袱安心养病，伤病痊愈后要继续刻苦训练，增强斗志，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但愿刘翔早日伤愈，重返赛场，再铸辉煌！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吴新雄省长在线处理网上群众来信

今年2月，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要求昆明副处级以上干部公布电话，以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干部勤政意识。此举被称之为在全国开了一个先河。此后，许多地方纷纷仿效，相继公布领导电话。日前据媒体报道，江西还公布了“省长手机”，据报道披露的初步统计，自“省长手机”公布后仅5天时间，共接听2000多个电话，收看信息上千条，由于群众踊跃来电，两部“省长手机”先后均被“打爆”。看来公布“省长手机”这一做法是深受群众关注或欢迎的，对于加强政治监督、沟通官民关系无疑是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仔细想来，又不免对公布“省长手机”这种举措的实际意义心存疑虑。

迷惑之一：“省长手机”是省长的吗？当然不是省长的，也不可能是省长的。也就是说，虽然省长可能象征性地“顾问”一下“省长手机”的运作情况，甚至可能接听一二个手机，但手机的真正接听者毕竟不是省长，也不会是其他高级官员，而是一般工作人员，对于来电作出回应答复的也只能是工作人员。所谓“省长手机”，实际上是以省长名义设置的的办公电话，其具体操作方法就是由机关工作人员负责接听电话，汇总来电内容，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对来电内容作出处理，然后向来电者作出反馈，其中筛选主要或相对重要的可向省长汇报，听取省长指示。这一过程，真正参与具体经办“省长手机”的当然只能是一般工作人员。其实，作为一省之长，也不可能亲自通过手机与所领导着的数千万老百姓直接联系。因此，严格说来“省长手机”与省政府办公厅的办公电话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用来对外联系沟通的工具，几乎没有任何特别意义之处。

迷惑之二：“省长手机”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据江西方面初步统计表明，“省长手机” 自公布后5天时间里，在一共接听的2000多个电话和收到的上千条信息中，大约80％的电话是反映民事纠纷、社保、就业等其他问题，还有一些是关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方面的，大多则属于咨询政策、建言献策类的。从这些来电内容来看，其中绝大部分是“省长手机”根本无法直接处理解决的，就是省长本人也不可能直接处理解决，而只能以转达方式，送交有关职能部门办理解决。如果“省长手机”可以直接处理解决全部来电内容，那么省政府众多的各职能部门还有事可做吗？况且，“省长手机”如果都在直接处理解决全部来电内容，本身还存在着越权之嫌。这样，设置“省长手机”到底可以发挥多少作用？

看来仅靠两部“省长手机”并不能产生多少实际工作意义，群众所需要的并不是“省长手机”，而是政府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另据媒体报道，江西省政府已经采取相关配套措施以完善“省长手机”的功效，譬如实行两部“省长电话”和11部“市长电话”联动，受理群众举报；坚持热心接听不松懈，增派人员轮流值班；坚持将接听电话与开设“省长信箱”结合起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常态化；对所有接听的电话全部登记，分类建立档案；定期将电话接听、核实、处理的结果通过有效途径向群众公布。只有随着这些配套措施的完善和落实，“省长手机”才能也必将发挥着应有的实际作用。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被称为“网络反腐第一人”的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河南信阳局处级别墅群遭网友曝光。图王成喜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8月10日，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的奥运会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冼东妹战胜朝鲜选手安琴爱夺得冠军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张娟娟获得北京奥运会射箭女子个人金牌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8月11日，颁奖仪式结束后，中国选手张湘祥激动地跪在举重台上。当日，张湘祥在北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2公斤级决赛中以319公斤的总成绩获得金牌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8月12日，中国运动员廖辉在比赛中。当日，廖辉在北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9公斤级决赛中以348公斤的总成绩获得金牌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8月11日，栾菊杰在与突尼斯选手的比赛中刺中对手

北京奥运会开幕以来，每天都必利用时间观看奥运赛况转播，不仅总是不时地为奥运健儿们纵横赛场的拼搏气慨所震撼，为他们夺冠折桂的精湛技艺所折服，而且不时地为他们赛前或赛后举手投足之间的细节所感动，因为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而往往不为常人所注意的细节，却同样彰显着奥运精神。

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冼东妹和女子射箭冠军张娟娟，当她们在接受金牌颁奖的时刻，并不是捷足先登，傲视或者漠视自己的失败对手，而都是特地先后走到已经站在了领奖台之上的铜牌和银牌得主的运动员之前，微笑着与她们一一握手，以表示衷心祝贺，然后才登上冠军领奖台。冼东妹和张娟娟这一行为细节，表现出了她们作为世界冠军的风范气度和谦逊品格，也体现出了既重竞技比赛而更重友谊长存的奥运风格。

男子举重62公斤金牌获得者张湘祥，当获得冠军那一刻，即附身亲吻着亲密的“战友”杠铃，并面向观众跪地磕头感谢。男子举重69公斤金牌获得者寥辉，当获得冠军那一刻以及登上冠军领奖台那一刻，先后两次面向观众举手敬礼。张湘祥跪地是在向谁磕头感谢？寥辉举手向谁敬礼？无非都是那些在他们艰难拼搏而最终胜利夺冠的过程中为他们鼓劲助威的观众们，也应该包括辛勤栽培他们的教练们，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裁判们、志愿者们以及关注他们参赛的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观众们等。他们深深地懂得，正是这些幕后或幕下的不计其数的人们，共同造就了他们胸前的金牌。张湘祥和寥辉就是分别以跪谢和敬礼的方式，表现着他们的一份浓浓的感恩之心，同时升华着“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这一奥运理念。

真正的比赛，往往不是以胜败论英雄的。奥运赛场就是这样，胜者自然荣耀无比，而败者也往往荣光无限。栾菊杰就是这样一位虽败犹荣的剑者。24年前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栾菊杰为中国赢得一枚宝贵的击剑金牌。24年后，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时近退休年龄已达50岁高龄的栾菊杰，为了实现在北京奥运、在祖国参赛的梦想，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从200名以外的排名打到前两名，从一群和自己女儿差不多的选手中突出重围，冲进北京奥运会，重返奥运赛场。这是需要多么不寻常的勇气和毅力啊！赛场上，栾菊杰赢下了比自己小30岁的突尼斯选手，闯过首轮后却止步第二场。不过比赛虽失败了，摘下头盔的栾菊杰却是一脸的笑容，是一种参与就是胜利的笑容，那么灿烂鲜亮，那么淡定从容，看不出任何失落感。她还在现场打出了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一面印着“祖国好”三字的小旗帜，向全体观众挥舞着，也在向她的亲爱祖国挥舞着。赛后，栾菊杰面对媒体依然笑着说：“我很享受比赛，享受这个过程。过去15个月很累，但我累得很爽。能够在北京参加奥运会，这是我运动生涯最完美的结局。”这就是真正的剑者栾菊杰！这就是奥运赛场上虽败犹荣的剑者栾菊杰！她那虽败犹荣的笑容，将永远印刻在奥运赛场上，永远印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漫画：懒官

在日前举行的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开幕会议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讲话中说到领导干部在推动地区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时强调：“只有不称职的干部，没有不称职的百姓。”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简明通俗，却富于政治哲理，值得广大领导干部深思。

何谓称职的干部？简单说来，就是德才兼备，也就是符合“德、能、勤、绩、廉”要求；反之，以此类推，凡是有才无德、有德无才或无德无才的，不符合“德、能、勤、绩、廉”要求的干部，就属于不称职的干部了。按照薄熙来的说法，称职的领导干部基本标准应该做到：一要有开拓精神“想干事”，二要有科学态度“会干事”，三要有操作能力 “干成事”。反之，凡不想干事、不会干事和干不成事的干部，当然就是不称职的干部了。

“没有称职的百姓”，就是说哪个时代、哪个地区，百姓虽有文化、素质、经济等方面的差别，但不存在是否称职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论何地何时，上下五千年，百姓永远是称职的，而且百姓永远是社会进步的根基和原动力。这无疑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既然百姓都是称职的，那么在同等的或差不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为何各地区以及各部门的发展表现不一样，即有的快速，有的缓慢？根本原因就是薄熙来所说的，这与当地百姓的文化、素质、经济等因素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关键在领导，核心在干部”，即在于当地的领导干部是不是称职的。也就是说，如果领导干部是想干事的、会干事的、干成事的，那么就能很好地推动一个地区的科学发展；反之，如果领导干部是不想干事的、不会干事的、干不成事的，那么就不可能很好地推动一个地区的科学发展。如果这样来正确认识问题，那么当领导干部的在看待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是否进一步科学发展了，是否进一步扩大开放了，就实在且完全没有必要将责任推卸在百姓的身上，而最为紧要的则应深刻地反思自身是不是想干事的、是不是会干事的、是不是干成事的，然后向着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方面作出更大程度的努力。

“只有不称职的干部，没有不称职的百姓。” 薄熙来这句话，的确值得广大领导干部深思，同时作为领导干部就需要不时地自我检查：在现任岗位上我想干事了吗，会干事吗，干成了事吗？我还是不是称职的干部，且称职到了何种程度？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漫画：只要看清楚钱是真的就行了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漫画：惰政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日前明确指出，选用干部要重用那些政治坚定、有开拓创新精神、工作有实绩、清正廉洁、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而绝不能使用以下“四种人”，即不用以权谋私、为己干事、干部群众信不过的人，不用不负责任、拉私人关系、投机钻营的人，不用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老好人”，不用不干实事、无所作为混日子的人。这无疑体现了关于干部选拔、培养、使用等方面的重要原则。

“重用”与“不用”，既是党管干部政策的一贯原则，无疑也是建设干部队伍的一种导向。中央明确提出不用这“四种人”，如有媒体文章所说的，是对现实中的这 “四种人”提出的严正警告，可令他们坐卧不安，不得继续我行我素；如果他们不思悔改，继续做着这“四种人”，那就只有等着“下课”的结局了。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应该“重用”的却往往用不起来，而应该“不用”的即“四种人”，譬如混日子的人、“老好人”、干部群众信不过的人，特别是那些拉私人关系、投机钻营的人，却往往一直在用，甚至得到了“重用”，而且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这种干部用人上的不正常现象，不仅违背了党的干部政策，是在干部任用上的一种不公平待遇，而且助长了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更为严重的则败坏毒化了社会风气，这样势必损害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可见，规定干部用人原则是一回事，而如何贯彻干部用人原则又是另一回事。

中央要求不用的“四种人”，怎样才能确保不能使用？也就是说，中央规定要求重用的干部，如何能坚决予以重用；中央规定要求不用的干部，如何能坚决予以不用。贯彻这种用人原则的关键所在，就是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科学客观的干部评价机制和干部选用机制。

首先，要建立完善科学客观的干部评价机制。哪些干部由于“优秀干部”而应重用，哪些干部属于“四种人”而不能用，首要的就是在重用与不用之前对干部的“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客观地考核评价，以明确界定这些干部是属于“优秀干部”还是属于“四种人”。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确定和解决哪些干部应重用和哪些干部不能用这一问题。为达到此目的，考核评价干部既要有客观的尺度，又要有科学的手段，也只有这样，对干部的定性结论才是客观的，也才能为合理地选用干部提供客观上的依据。

其次，要建立完善科学客观的干部选用机制。阳光之下，谁敢腐败？一切权力，只有在阳光运作之下，充分地接受监督，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腐败。“一言堂”也好，“暗箱操作”也好，“任人唯亲”也好，都是由于权力者主观或客观地背离“阳光原则”，也就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有人认为，最大的腐败就是干部用人上的腐败。这是不无道理的。为什么应该重用的而不予以重用，而应该不能用的“四种人”为什么都在用甚至在重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干部选用机制上存在着缺陷。为了切实转变这种不正常的用人现象，必须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前提下，建立完善以竞争上岗、直接选举、有效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干部选用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干部用人上的腐败现象，从制度上保证干部使用的公平公正性。

总之，我们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科学客观的干部评价机制，通过全面客观的考核评价，以确定重用对象或不用对象；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科学客观的干部选用机制，以切实保证应该得到重用的干部能得到重用，而不能用的干部能坚持不用。只有这样，才能在机制上有效地解决干部使用的公平公正性，才能有力地推进优秀干部队伍建设，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干部用人上的腐败之风。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我和梦想

儿子作文造假，老爸气得不行。这是近日媒体热传的话题之一。据《重庆晨报》报道，张先生给上初二的儿子检查一篇题为《我捡了100万，交还失主》的暑期作文，发现儿子在作文里写的是，自己一不小心就在路上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一张100万元支票，就将这张支票拿给了父亲，然后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最后将支票转交给了失主。张先生读过了儿子所写的满篇谎话的作文，便“气得我不晓得怎么说了”。儿子说谎，老爸当然难免生气，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关键问题却在于，儿子为何说谎，而且小小年纪说起谎来不当一回事儿，还将老爸“拉下水”，不气才怪呢？

其实，张先生属于少见多怪，完全是没有必要这么生气的。他可能并不知道，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校里，不论小学、中学的作文，还是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学生文章造假实在是太过于平常的事了，而且只有造假才是正常的，反之不会造假却是不正常的。这也许正是中国教育的一种悲哀所在吧！

社会生活本身总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一个讲诚信的社会，倡导的是以说真话为荣而以说假话可耻。青少年学生生活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应该也是完全可以写出丰富多彩的文章来的，而且都是明知要说真话不能说假话的。但是，他们总是觉得现实生活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内容可写的，写起作文来就是热衷于编造谎话。难道他们就喜欢写造假作文吗？显然不是的；不过，他们不写造假作文行吗？显然又是不行的。

从学生方面来看。学生写作文不同于作家的创作，繁重的课业负担导致他们往往不可能在写作过程中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提炼题材、谋篇布局、精雕细刻的，更没有很多的机会去深入地体验生活、深刻地思考生活。这种生活的局限性便导致他们的写作方式基本上只能属于闭门造车式的，甚至是凭空想像的。此外，一个更大的现实问题迫使如今的学生们不得在作文上造假。这个现实问题就是成绩分数。因为在作文里写实事、说真话，往往由于“平淡无奇”而只能获得较低的分数，在成绩排名中只能向后挪位了，而拼命地添油加醋甚至如同重庆那位张先生的儿子那样毫无根据地编造谎言，则往往由于“文采出众”而获得较高分数，在成绩排名中就可以向前挪位了。作业也好，中考也好，高考也好，研究生考试也好，公务员招考也好等，几乎所有的作文考试都是不管作文内容是否真实，而都是根据文采表达来评定分数的。现实往往总是那么无情的。对于任何学生来说，分数才是最大的现实。为了博得好成绩，无论作业还是考试，现实都迫使学生只能写造假作文。试想，如果不能写出造假作文或不会写出造假作文的学生，难道他们还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吗？

从教师方面来看。众所周知，授业和传道是教师的天职。教师应该教育学生诚实守信，做老实事，说老实话，以弄虚作假为耻。但是，如今的语文作文教学，当教师的虽也倡导学生说真话，作文要写出真情实感，但实际上都是在鼓励学生编写造假作文，甚至是在教学生如何千方百计地“弄虚作假”以编写更高“质量”的造假作文。这显然不是在误人子弟吗？事实上，教学生编写造假作文并非教师的本意，这里当然也无意将责任推在教师的身上，而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其实，教师之所以如此行为，完全出于无奈，甚至是相当痛苦的，不过这也是为现实所逼迫。长期以来摆在教师面前的、同时也是摆在学校面前的最大现实，就是取决于以分数为基本依据的教学质量评估和升学率，也就是说，不论社会还是有关教育主管部门都是最终以学生的考试分数为根本依据来衡量评价教师以及学校的。因此，分数不仅决定着学生的前途命运，也决定着教师的工作成效和身价。正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也就不得不鼓励学生编造作文，甚至千方百计地教会学生更好地编写造假作文。如果不能教会学生写出“高质量”的造假作文的教师，难道他们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面对儿子的造假作文，张先生的确是相当无奈的。实际上，更加无奈的还是他那编写造假作文的儿子，还有鼓励着甚至千方百计地教会他的儿子编写造假作文的老师。造假作文谁之过？其实张先生的儿子没有错，张先生儿子的老师也没有错。真正需要值得反思的、值得转变的、值得改革的，也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并不是张先生的儿子，也不是张先生儿子的老师，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理念以及与教育理念密切相关的教育体制。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理念不能深刻转变，教育体制不能深化改革，那么做学生的只能继续编写造假作文，当教师的也只能继续鼓励或者继续努力教会学生们编写造假作文。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总书记总理也有粉丝团？日常生活中只听说过演艺明星有粉丝的，而从未听说过中国政界的领袖人物也有粉丝。从近日媒体有关报道来看，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确也有粉丝团，被称之为“什锦八宝饭”。所谓“什锦饭”就是胡锦涛主席粉丝后援团，而“八宝饭”就是温家宝总理粉丝后援团；“什锦八宝饭”自然是“什锦饭”与“八宝饭”的合称。政治领袖也有粉丝，一时听起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毕竟不大符合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但是，“什锦八宝饭”们在网络上已相当活跃，在百度贴吧还成立了“什锦八宝饭吧”、“什锦饭吧”、“八宝饭吧”。据有关调查不完全统计，他们年龄段涵盖30后到90后，身份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以网上的各大论坛作为抒发情感的地盘，对国家领导人表达爱戴和仰慕之情的率性纯真方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宽容和善待。

中国人民热爱政治领袖，不同的历史条件运用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爱戴，全国上下从内心里呼喊着同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群大学生浩浩荡荡跑过天安门前，向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的邓小平同志，展示出了“小平，你好！”这幅简陋的标语。正是这条曾被认为“出格”的标语，让全世界眼前一亮，便成为了历史经典；改革开放30年后，一群中国留学生手里举着一幅用纸板制作的“胡哥，加油！”标语，在异国他乡挥舞着五星红旗，宣扬着西藏属于中国，宣传着北京奥运。如今活跃在各大论坛的“什锦八宝饭”们，亲昵地直呼自己的崇拜者为“胡哥”、“涛哥”、“涛涛”、“宝宝”、“老爷子”、“温总”。中国人民对国家领导人表达爱戴仰慕之情这些方式的变化，是一个由单一到逐渐开放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之间一种“亲民”和“民亲”的双向互动性。在世界政治越来越开放的文明时代，在信息高度发达、透明、迅捷的网络时代，总书记总理粉丝团无疑是应运而生，而且为社会文明所容纳所善待，正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走向开放、走向时尚的体现，成为了中国政治文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这一角度认识现象，不仅完全不必“匪夷所思”，而且的确是可喜可贺的。

不过，“什锦八宝饭”毕竟是一种政治性或说与政治相关的粉丝团，“什锦八宝饭”们所崇拜的偶像也不是一般的影视歌明星，而是“政治明星”即国家最高领导人，而国家领导人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涉及着国家的荣誉。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什锦八宝饭”不同于一般的娱乐性的粉丝团，而是具有政治性的粉丝团。因此，“什锦八宝饭”们更需要从爱国和爱领袖的高度，来充分表达对国家领导人的爱戴敬仰之情。

今年7月19日，云南孟连县在对橡胶产区社会治安进行重点整治过程中，发生胶农聚集冲突事件，结果导致40名民警和10余名胶农受伤，2名胶农死亡。这一恶性事件的沉痛教训，的确值得痛心疾首，引起了当地干部的深刻反省。在事件结束之后召开的普洱市干部大会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在场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李纪恒这一番“恶语”，虽不怎么入耳中听，却字字掷地有声，震耳欲聋，强烈地震憾着在场每位干部的内心。是啊，我们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代表着党的形象，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在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在为谋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这样理所当然地在群众中应享有崇高的威望，是应该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信任的、所拥护的、所爱戴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是血肉相连的。但是，在孟连这起胶农事件中却出现了干部“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一狼狈难堪局面，实在令人痛心，也使人费解：我们的干部到底怎么了？

李纪恒这一番“恶语”，显然在说明了“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些干部已并不是人民群众所信任的、所拥护的、所爱戴的干部了，也就是说这些干部已成为人民群众所不信任的、所对立的甚至所仇视的对象了，也就早已不是党和人民的干部了。干部当成这种模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蜕变成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政治悲哀！不过，如果我们当干部的，的确当成了如同李纪恒所说的这种样子，也就是到了“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种地步，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跳河”呢？或者说他们除了“跳河”还能做什么呢？

李纪恒这一番“恶语”，虽然是针对在胶农事件中那些“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的干部们来说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不难发现，值得“跳河”的这种干部还真不少呢。那么究竟还有哪些干部也是应该“不如跳河算了”呢？

由此不禁首先联想到的是前不久曾一时炒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华南虎照事件。就是一位连胶卷也不会安装的普通农民用纸老虎所拍的假照片，竟然在中国政坛上制造了一场轰动性的政治大闹剧、一个国际性的大笑话。从周正龙提供照片到省林业厅开会发布新闻，中间经过了镇坪县林业局、县政府和省林业厅3级政府部门、13名经办干部，却都由于不作为或乱作为而没能卡住这一张如此简单的假虎照。原因何在？其实原因很简单，正如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正永6月30日在省政府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所说的，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相关机关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他认为，“如果有一个环节负责一点、慎重一点、严格一点、规范一点，尊重科学、尊重事实，那么最后都可能避免问题的发生”。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在陕西省政府全体会议上也指出，华南虎照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就在于相关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部门的陕西省林业厅有关干部在反思讨论中也认为，“虎照事件”反映了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5个方面的问题，即：一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二是机关工作作风漂浮，三是科学求实的思想较缺乏，四是依法行政意识淡薄，五是工作纪律涣散。试问，当干部的如果存在着上述这5方面的问题，难道不应“跳河算了”吗？在这起华南虎照事件中，对事件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的并受到处理的那13位干部，难道不应“跳河算了”吗？其实，存在着上述问题的、炮制华南虎照事件的显然并不仅仅是这些受到处理的13位干部，而是这些干部背后的庞大的官僚集团或直接或简接地共同作为的结果，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认识问题，难道应该“跳河算了”的仅仅是这13位干部吗？

当成“不如跳河算了”的干部，难道就是胶农事件中和华南虎照事件中的那些干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当成“不如跳河算了”的干部的确还大有人在！那么除了上述这些干部，还有哪些干部当得“不如跳河算了”呢？不妨学习一下株洲纪委书记杨平在他的实名博客中所写的一篇博文吧。他在这篇博文里写道，平庸无能、作风霸道、滥用职权等这三种作风是当今领导干部身上的通病，而且在有的领导干部身上还表现得十分严重。他将这些通病概括为如下8个方面的主要表现：一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二是学风不浓、玩风较盛。三是铺张浪费，贪图享受；四是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五是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六是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七是违法行政，失职渎职；八是盛气凌人，作风霸道。他认为这些问题和现象，虽然只是存在于少数部门和个别领导身上，但如果不提高警惕，不及时有效的纠正克服、抓紧治理，必然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及党的事业。试问，存在着这些通病的干部，还是我们党所需要的干部吗？还算得上人民群众的公仆吗？还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吗？犯有这些通病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也只能如同在胶农事件中的那些干部一样，肯定是“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的，只是不同程度或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而已，难道这些干部都不应“跳河算了”吗？

历史总是永远值得借鉴的镜子。孟连胶农事件也好，陕西虎照事件也好，以及李纪恒的“恶语”和杨平所罗列的“通病”，无疑都是一面面镜子。所有的干部都应该在这些镜子面前不时地照一照，对照党的干部标准、人民的利益要求不时地反省，时刻以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好干部为楷模，正如陕西省长袁纯清在会议上所提出的，当干部就得有“担当”，这种“担当”就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为人民谋福祉，就是要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行其责，就是要忠于职守，不马虎、不推诿、不耍滑，做到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尽其所能、尽力而为地履行好职责；否则“迟早要出事”的，也就是总有一天势必走到“不如跳河算了”的可悲地步。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刘翔在北京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第一轮比赛中因伤退出比赛

8月18日在鸟巢进行的奥运会110米栏小组预赛因刘翔参加而举世瞩目，却也因刘翔伤势复发退出比赛而举世震惊。于是，惋惜乎、遗憾乎、痛苦乎、费解乎、疑惑乎，舆论一片哗然。刘翔于当日晚上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对关心和支持他的人们表示了歉意。他难过地说：“我觉得太多人为我操心，为我操劳，有这么多人来关心我，来支持我。我感觉非常抱歉……”

其实刘翔不必为退赛致歉，因为参与奥运即英雄。在奥运赛场上，是不能以胜败论英雄的。不论是否夺了冠，也不论是否获得了奖牌，凡是努力追求过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凡是努力弘扬了团结、和平、友谊的奥林匹克宗旨，也就是为奥林匹克事业作出了奉献，都是扪心无愧的，都是值得社会敬仰的。刘翔为了能在北京奥运上获取良好成绩，为祖国争光，赛前坚持不懈地刻苦训练，坚持不懈地与伤痛作斗争，而且带着伤痛来到赛场上试图拼力一搏，以作最后的努力，但终因脚伤而无法完成比赛这一客观原因，无奈地选择了退赛这一方式。金牌固然重要，但伤病毕竟是客观的，身体毕竟更为重要，况且对刘翔来说，驰骋赛场建功立勋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样，刘翔只需向广大公众作出关于退赛原因的解释说明就可以了，致歉也就不必了。这是因为，刘翔已经努力过了，扪心无愧了。

其实刘翔不必为退赛致歉，因为因伤退赛平常事。众所周知，体育竞技特别是属于最高水平的奥赛运动，是一种极限运动，运动员带伤训练或带伤参赛是相当普遍的，奥运明星由于伤病问题退出比赛的案例其实并不在少数。正如中国田径中心主任罗超毅对记者所说的，在奥运会这样高强度的比赛中，类似的伤痛情况时有发生，各位运动员时刻都有如履薄冰之感。因此因伤退赛也就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就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许多知名运动员因伤病无奈地告别奥运赛场，也留下了无尽遗憾。譬如，雅典奥运会女子1万米冠军邢慧娜，澳大利亚竞走世界冠军迪克斯，法国网球名将玛丽·皮尔斯，欧洲女子百米栏王、瑞典跨栏名将苏珊娜卡鲁尔，雅典奥运会男子体操全能冠军保罗·哈姆，2008年环法自行车赛亚军、澳大利亚名将卡·埃文斯，瑞典队中头号球星和主力射手永贝里，前世界排名第三的网球名将伊万·柳比西奇，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马拉松金牌得主、日本名将野口瑞希等众多体育明星，都是由于伤病而不能参加北京奥运会。就是与刘翔同为110米栏参加预赛的美国名将特拉梅尔同样因为伤病在起跑后不久便遗憾地退出了比赛。这些人都没有为退赛致歉，为什么唯独刘翔要致歉？纵观体育运动史，运动员因伤退赛既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又的确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刘翔因伤退赛本身也应该属于寻常之事，之所以导致社会如此之关注，也许只是我们这个社会过于看重了刘翔的夺冠之举了吧，似乎刘翔一定要参赛，一定要得冠军，除此没有其他选择。其实这种思维，不论对刘翔本人，还是对广大“翔迷”们自己都是不公平的。

伤病毕竟是无法由运动员自身主观来主宰的。刘翔作为夺冠呼声很高的明星运动员，作为大众的偶象明星，肩负着国人们太多的希冀、太重的厚望，的确本应不负众望而折桂夺冠，当然结果可以皆大欢喜，但他终因伤病退出比赛，这毕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甚至是一种遗憾终生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我们除了惋惜或遗憾，所要做的就如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得知刘翔因伤退赛消息后给刘翔的慰问电中所说的，对刘翔因伤病退出比赛要表示充分理解，同时祝愿他放下包袱安心养病，伤病痊愈后要继续刻苦训练，增强斗志，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但愿刘翔早日伤愈，重返赛场，再铸辉煌！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刘翔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刘翔执掌手炬

近日读了网上一篇文章，写的是关于国人对金牌的心态变迁历程。文章在开头写到了，在进入奥运村的第一天，刘翔就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围追堵截。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一向快人快语的刘翔选择了沉默和躲避，一向爱笑的他显得面色冷峻、若有所思。刘翔知道，每个中国人都期望他再夺一枚奥运金牌；刘翔不知道，如果没有拿到这枚金牌，他会遭遇什么。读到这里，不禁真有点为刘翔以及其他中国奥运健儿们鸣不平起来，同时不禁试问：得不得金牌到底是谁可以规定得了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刘翔一定要得金牌？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刘翔一定不能失金牌？

奥运金牌，的确体现了对运动水平的权威认定，的确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面对奥运金牌榜，世界各国各地不知多少体育健儿为之梦寐以求，艰辛付出；不知多少人翘首以待，渴望着自己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更多地摘金夺冠。于是每届奥运会，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披金戴银，带着满身的荣耀光环，满载面归，享受着来自各方的礼遇追捧；却有更多的人总是与金牌无缘或失之交臂，泪洒疆场，黯然淡出，备受冷落。

中国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中国人民参与奥林匹克事业，当然同样希望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创造更好的成绩，夺取更多的金牌，为国家争光，也为奥林匹克添彩。但是，奥林匹克之所以总是那么举世瞩目，总是那么魅力无限，不仅在于那耀光四射的金牌榜，更在于奥林匹克事业所体现的“团结、友谊、和平”这一伟大精神。如果从这一角度和境界来认识问题，那么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凡所有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运动员，不论是否得到了金牌，只要参与过了，追求过了，竞争过了，努力过了，就没有胜败之分，就都是英雄，即得了金牌的是英雄，没得金牌的同样是英雄，因为他们都为奥林匹克事业，也都为自己的祖国（或地区），增添了光彩，作出了贡献。因此，在金牌面前是不能以胜败论英雄的。

奥林匹克所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这一境界。奥林匹克这一世界性的竞技运动，总是高手云集，每一届奥运会总是新人辈出，黑马频现，真可谓“强中还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奥运赛场上，优胜劣汰这一自然规律可算是起到了最充分的作用，而且从来没有“不倒翁”，没有常胜将军，不可能存在着永远的冠军。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我们的运动员们一定要得金牌，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我们的运动员们一定不能失金牌，否则是很不理智的，对运动员们也是很不公平的。

据说，在20年前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状态已经下滑的“体操王子”李宁勉强上阵，在跳马和吊环比赛中都出现了较大失误，结果自然以并不完美的方式告别了奥运赛场。当中国代表团抵达首都机场时，鲜花簇拥着夺得了金牌的运动员们，李宁则备受冷落。李宁似乎由昔日的“英雄”一下子沦为了“罪人”，针对他的批评、指责铺天盖地，有人甚至给他寄来了子弹和绳索。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现在想来，以胜败论英雄这种极端态度，对于李宁以及与李宁一样没得金牌的其他运动员们是多么的不理智，多么的不公平啊！即使是取得了金牌的运动员，也难免产生“兔死狗烹”之感。当年与李宁一起归国不过是夺得了金牌的“跳水皇后”高敏，就因看到李宁没得金牌而备受冷落的“惨况”，即使在鲜花簇拥之中却兴奋不起来，结果选择在巅峰期退了役。她就是由于看透了运动场上的这种“世态炎凉”，不想重蹈李宁的覆辙。我们的运动员们，不论赛前还是赛中，拼死拼活，流汗甚至流血，还背负着巨大的奖牌压力，我们却是简单地对他们“以胜败论英雄”，绝对用金牌来衡量他们的价值，这难道公平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愿这种状况不会再出现，相信也不会再出现了。

还是以平常心善待刘翔们吧！我们不仅要对他们寄托着厚望，鼓励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成绩，为祖国争光，为奥林匹克事业添彩，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为他们提供创造运动佳绩的良好条件，同时以一种宽松的环境、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否获得奖牌。在我们的心目中，所有代表祖国参加奥运会的、在奥运赛场上拼搏过的体育健儿们，都是在为祖国争了光，都是在为奥运事业添了彩，都是好样的，都应受到国人们的尊重和奖赏。正如开头所提到的那篇文章结尾所写的，“人们乐于看到刘翔的脖子上挂着熠熠闪光的金牌，但更乐于看到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快乐的笑容”。这才是我们对待刘翔以及对待所有运动员们所应持有的一种理智性的正确态度。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中国北京隆重开幕。届时，世界各地的体育健儿以及贵宾好友将相聚在北京，云集在五环旗下共同谱写“和平、友谊、进步”这一奥林匹克的新乐章。

高水平地圆满地办好北京奥运，既是圆中华民族百年奥运之梦，也是中国人在向国际社会兑现一份神圣承诺，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正如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学习会时所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他还强调，要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弘扬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推动奥林匹克运动普及和发展，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展示我国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因此，全体中国人都要牢固地确立办好北京奥运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荣誉感，牢固地确立“办好北京奥运会、人人都是东道主”这种意识。

奥林匹克之所以总是举世瞩目，无疑是因为奥林匹克事业所体现的伟大精神和独特魅力，自然还有那耀光四射的金牌榜。面对奥运金牌榜，各国各地不知多少体育健儿为之梦寐以求历尽艰辛，不知多少人翘首以待渴望着自己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摘金夺冠。中国作为奥林匹克这一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中国人民参与奥林匹克事业，当然同样希望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在运动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夺取更多的金牌，为国家争光，也为奥林匹克添彩。但是，即将开幕的这一届北京奥运会，中国既是奥运会的参与国，同时又是奥运会的举办国。中国作为这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无疑不仅要实现力争更多奖牌这一目标，更为重要的还是肩负着一项光荣而神圣的职责即高水平地圆满地办好北京奥运会。

办好北京奥运会，人人都是东道主，就是人人都要参与做好奥运工作。每位中国人都要确立“为祖国争光、为奥运添彩”这一信念，立足各自岗位，采取不同方式，以实际行动努力参与到奥运中来。全体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全体中国人，人人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和奥运的形象大使，要在全社会形成讲文明、重礼仪、团结友善、热情好客的良好风尚，向世界展示我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

办好北京奥运会，人人都是东道主，就是人人都要成为文明使者。奥运不仅是国际性的体育盛会，同时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文明事业。礼仪文明、环境文明、秩序文明、服务文明和赛场文明，不仅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必要因素，也是奥运事业本身的内在要求。每位中国人都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致力于形成清新、整洁、美观的城市市容，建立文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高效、便利、周到的社会服务，做讲礼仪、懂规则、会欣赏的赛场观众，以及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热忱接待好八方来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北京真诚的微笑，以为成功办好北京奥运会创造文明的氛围条件。

办好北京奥运会，人人都是东道主，就是人人都要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前提条件。如果是在一个社会环境混乱的甚至是动荡不安的国家里举办奥运会，就不可能是顺利的，也不可能是圆满的，更谈不上高水平了。因此，每一位具有爱国良知的、民族荣誉感的、热爱奥林匹克事业的中国人，都要坚决地同一切来自国内外的抵制破坏北京奥运会、损害国家民族利益、损害奥林匹克事业的噪音和行为作斗争，全力以赴地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以确保北京奥运会顺利举行。

办好北京奥运会，人人都是东道主。只有亿万万中国人都参与了，而且都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了，那么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就一定会办得圆满成功，也就一定会让国际社会满意、让各国运动员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

今年7月19日，云南孟连县在对橡胶产区社会治安进行重点整治过程中，发生胶农聚集冲突事件，结果导致40名民警和10余名胶农受伤，2名胶农死亡。这一恶性事件的沉痛教训，的确值得痛心疾首，引起了当地干部的深刻反省。在事件结束之后召开的普洱市干部大会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口出“恶语”，严厉警告在场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李纪恒这一番“恶语”，虽不怎么入耳中听，却字字掷地有声，震耳欲聋，强烈地震憾着在场每位干部的内心。是啊，我们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代表着党的形象，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在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在为谋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这样理所当然地在群众中应享有崇高的威望，是应该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信任的、所拥护的、所爱戴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是血肉相连的。但是，在孟连这起胶农事件中却出现了干部“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一狼狈难堪局面，实在令人痛心，也使人费解：我们的干部到底怎么了？

李纪恒这一番“恶语”，显然在说明了“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些干部已并不是人民群众所信任的、所拥护的、所爱戴的干部了，也就是说这些干部已成为人民群众所不信任的、所对立的甚至所仇视的对象了，也就早已不是党和人民的干部了。干部当成这种模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蜕变成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政治悲哀！不过，如果我们当干部的，的确当成了如同李纪恒所说的这种样子，也就是到了“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种地步，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跳河”呢？或者说他们除了“跳河”还能做什么呢？

李纪恒这一番“恶语”，虽然是针对在胶农事件中那些“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的干部们来说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不难发现，值得“跳河”的这种干部还真不少呢。那么究竟还有哪些干部也是应该“不如跳河算了”呢？

由此不禁首先联想到的是前不久曾一时炒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华南虎照事件。就是一位连胶卷也不会安装的普通农民用纸老虎所拍的假照片，竟然在中国政坛上制造了一场轰动性的政治大闹剧、一个国际性的大笑话。从周正龙提供照片到省林业厅开会发布新闻，中间经过了镇坪县林业局、县政府和省林业厅3级政府部门、13名经办干部，却都由于不作为或乱作为而没能卡住这一张如此简单的假虎照。原因何在？其实原因很简单，正如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正永6月30日在省政府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所说的，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相关机关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他认为，“如果有一个环节负责一点、慎重一点、严格一点、规范一点，尊重科学、尊重事实，那么最后都可能避免问题的发生”。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在陕西省政府全体会议上也指出，华南虎照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就在于相关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部门的陕西省林业厅有关干部在反思讨论中也认为，“虎照事件”反映了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5个方面的问题，即：一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二是机关工作作风漂浮，三是科学求实的思想较缺乏，四是依法行政意识淡薄，五是工作纪律涣散。试问，当干部的如果存在着上述这5方面的问题，难道不应“跳河算了”吗？在这起华南虎照事件中，对事件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的并受到处理的那13位干部，难道不应“跳河算了”吗？其实，存在着上述问题的、炮制华南虎照事件的显然并不仅仅是这些受到处理的13位干部，而是这些干部背后的庞大的官僚集团或直接或简接地共同作为的结果，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认识问题，难道应该“跳河算了”的仅仅是这13位干部吗？

当成“不如跳河算了”的干部，难道就是胶农事件中和华南虎照事件中的那些干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当成“不如跳河算了”的干部的确还大有人在！那么除了上述这些干部，还有哪些干部当得“不如跳河算了”呢？不妨学习一下株洲纪委书记杨平在他的实名博客中所写的一篇博文吧。他在这篇博文里写道，平庸无能、作风霸道、滥用职权等这三种作风是当今领导干部身上的通病，而且在有的领导干部身上还表现得十分严重。他将这些通病概括为如下8个方面的主要表现：一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二是学风不浓、玩风较盛。三是铺张浪费，贪图享受；四是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五是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六是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七是违法行政，失职渎职；八是盛气凌人，作风霸道。他认为这些问题和现象，虽然只是存在于少数部门和个别领导身上，但如果不提高警惕，不及时有效的纠正克服、抓紧治理，必然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及党的事业。试问，存在着这些通病的干部，还是我们党所需要的干部吗？还算得上人民群众的公仆吗？还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吗？犯有这些通病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也只能如同在胶农事件中的那些干部一样，肯定是“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的，只是不同程度或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而已，难道这些干部都不应“跳河算了”吗？

历史总是永远值得借鉴的镜子。孟连胶农事件也好，陕西虎照事件也好，以及李纪恒的“恶语”和杨平所罗列的“通病”，无疑都是一面面镜子。所有的干部都应该在这些镜子面前不时地照一照，对照党的干部标准、人民的利益要求不时地反省，时刻以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好干部为楷模，正如陕西省长袁纯清在会议上所提出的，当干部就得有“担当”，这种“担当”就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为人民谋福祉，就是要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行其责，就是要忠于职守，不马虎、不推诿、不耍滑，做到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尽其所能、尽力而为地履行好职责；否则“迟早要出事”的，也就是总有一天势必走到“不如跳河算了”的可悲地步。

今年7月19日，云南孟连县在对橡胶产区社会治安进行重点整治过程中，发生胶农聚集冲突事件，结果导致40名民警和10余名胶农受伤，2名胶农死亡。这一恶性事件的沉痛教训，的确值得痛心疾首，引起了当地干部的深刻反省。在事件结束之后召开的普洱市干部大会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在场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李纪恒这一番“恶语”，虽不怎么入耳中听，却字字掷地有声，震耳欲聋，强烈地震憾着在场每位干部的内心。是啊，我们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代表着党的形象，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在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在为谋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这样理所当然地在群众中应享有崇高的威望，是应该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信任的、所拥护的、所爱戴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是血肉相连的。但是，在孟连这起胶农事件中却出现了干部“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一狼狈难堪局面，实在令人痛心，也使人费解：我们的干部到底怎么了？

李纪恒这一番“恶语”，显然在说明了“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些干部已并不是人民群众所信任的、所拥护的、所爱戴的干部了，也就是说这些干部已成为人民群众所不信任的、所对立的甚至所仇视的对象了，也就早已不是党和人民的干部了。干部当成这种模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蜕变成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政治悲哀！不过，如果我们当干部的，的确当成了如同李纪恒所说的这种样子，也就是到了“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这种地步，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跳河”呢？或者说他们除了“跳河”还能做什么呢？

李纪恒这一番“恶